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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敢死队长”孔险峰访谈录 作者: 赵常青 二十年前的1989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数十万学生卷入其中。六四大屠杀后，几乎所有的学生领袖与学运骨干都被当局“秋后算账”，很多学生被捕入狱。 孔险峰，对外经贸大学日语外贸专业87级学生。1989年夏天，他不仅积极参与了学潮，而且还是北高联学生“敢死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六四惨案发生后，他与同学又一块去往天津向集会群众做演讲说明北京屠杀之真相，结果被便衣警察跟踪逮捕送往秦城监狱。1991年2月他被北京市中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之后被解往臭名昭著的辽宁省凌源监狱服刑。在监狱里由于抗拒改造等原因被残酷迫害，落下了很多疾病，如慢性胃病、肾炎等。2009年12月当我和友人前去看望他时，他告诉我们他在监狱落下的慢性肾炎已经在两年前转化为尿毒症，医院大夫说“必须换肾”。由于巨额医疗开支无着落，手术拖到现在也无法进行。两年来，每天都要做几次透析，不仅很麻烦，而且同样花费巨大…… 这让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一种阴影渐升心头——我想起了蒲勇先生，蒲勇先生因抗议北京当局的六四大屠杀行为而被四川地方当局处刑十年，在狱中落下胃病，后转化为胃癌。由于缺乏医疗保障，更由于经济贫困——2002年11月终于不医而逝…… 现在，同样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巨大牺牲的孔险峰先生又因尿毒症而病倒了，同样因为难以负担的巨大医疗开支而不得不看着自己的疾病一天比一天恶化，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事。我不希望蒲勇先生曾经的悲剧在孔险峰先生身上继续上演。也因此，2009年的12月24日我对孔险峰先生作了一次专门采访，现将本次采访内容整理出来发表，以期海内外所有良心人士能够关注孔先生的疾病，并给予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帮助。 “也要对内开放”——峥嵘少年孔险峰 常青：你好，险峰，咱们今天随便聊聊，就从童年开始吧。 险峰：好。我祖籍山东曲阜，为逃荒，爷爷奶奶举家迁往东北。在大连，奶奶遇到了一位传教士，开始信仰并传播基督福音，此后我奶奶成为辽西传教第一人。既就是今天，当地老辈人提到孔老太太时还会赞口不已。我父母是到处流动的基建工程兵，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前期参加了西南“大三线”建设。1970年的3月1日，我就出生在父母工作过的贵州六盘水市，77年父母调往唐山工作，我也就随之来到唐山，此后在唐山了度过了自己的小学时代和中学时代。 常青：估计中小学时代你也是“好学生”吧。 险峰：呵呵，坦率的说，在整个中小学时代，我都一直是“三好学生”，学习总在前面，身体特棒，老师夸奖，同学喜欢，甚至有些嫉妒。 常青：当过班干部吗？ 险峰：当得不多，最多当过生活委员，我不是当“官”的料。 常青：你在中学时代的思想状况如何？ 险峰：我的思想一直比较活跃，除了学习外，还积极参加学生社团的活动，学校有诗社，我写过一些诗、散文，曾经萌生过当“诗人”或“作家”的想法。85年元旦还在学校与其他同学组织过一次“交谊舞会”受到老师批评，学校从此不再召开晚会了。 常青：在高中时代，是否有过思想“异动”的苗头？ 险峰：有，还在高二时我就萌芽过“对内开放”的想法，邓小平不是提出要“对外开放”吗？我觉得光“对外开放”是不够的，也要对内开放，尤其是言论自由的开放。而且我当时还认为雷锋是靠不住的，我感到雷锋只不过是上面有意塑造的一个先进人物而已，雷锋的故事里包含着许多人为的夸张和想象。 常青：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异端”的思想端倪呢？ 险峰：我当时读过一些很好的书和杂志，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还有《读书》杂志、《新华文摘》等，还接触过尼采、萨特的东西，读过尼采专家周国平的文章。尽管有些东西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消化，但对于我的独立思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常青：在86年底的合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发生过一次规模不小的学潮，你当时是如何反应的？ 险峰：我当时正上高三（第一学期），由于功课紧张，没有过多关心，但我觉得“自由化”是个好东西，对于方励之也很认同。 “邓小平思想已经不适合改革了”——“天之骄子”孔险峰 常青：87年你参加高考时，年仅17岁，你为什么会报考“对外经贸大学”呢？ 险峰：有三点原因，其一，觉得名字好听，新鲜；其二，整个八十年代官方都在喊搞经济建设，这对自己是有影响的；其三，自己有“想出国”的想法，而对外经贸大学能够从这三个方面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所以就报考了。 常青：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因为从数量上讲还很少，中学毕业生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高校深造，所以当时的大学生被社会赞誉为“天之骄子”，请问你当时的感受如何？ 险峰：我倒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家里人不这样看，觉得我为他们争光了，因此给我单独腾了间房子，待遇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常青：谈谈你初入学时的情况。 险峰：87年秋天入学后有几个文化事件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第一次看麦当娜和杰克逊的演唱录像，觉得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美的音乐和舞蹈，也因此对美国的看法也不一样了；还有一个文化事件就是第一次看《007》，因为它是反共的，觉得：“哦，还有这种观念！”觉得很震撼。 常青：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讨论很热，校园文化活动也很多，你们学校的情况怎样？ 险峰：我们学校里的文化活动也很多，几乎每天都有文化讲座。象刘心武就来做过讲座，讲他的创作历程及对一些不健康文化现象的批评。不过给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刘晓波的一次讲座。 常青：刘晓波去过你们学校做报告？ 险峰：是的，刘晓波演讲的题目好像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那天，刘晓波一口气讲了四个多小时，平时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阶梯教室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有上千人听讲，大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刘晓波在台上敢说敢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连许多听讲的老教授们也不停地击节赞赏。我也认真的做了笔记。 常青：听刘晓波的演讲有什么收获？ 险峰：听完报告，我有一种冲动，觉得中国社会是该变了。回过头来，我的自由主义思想大概受刘晓波的影响最大。 常青：当时的官方舆论喉舌像曲啸、李燕杰等人是否去过你们学校演讲？ 险峰：没有，外经贸大学是经济类院校，号称是“中国红色商人的摇篮”，所以校园的商业文化发达，很多学生都忙着做生意挣钱，如做家教、做翻译、倒外汇、倒电视机什么的，强调实际，对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兴趣不大。老师讲课时，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人爱听，但若讲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古典自由主义贸易理论，大家都爱听。记得有一节课老师提问一个问题让一个同学回答，这个同学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回答，结果老师打断了这个同学的发言，说“别说了，这个不是经济学，经济学要解决实际问题，你这个能解决实际问题吗？”这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们学校要说先进它也很先进，要说堕落它是很堕落的，就是“现实”、就是“钱”，呵呵…… 常青：当时北京的文化沙龙特别活跃，你是否去过北大参加沙龙方面的活动？ 险峰：我当时属于大学低年级，学校里面的文化讲座已经很多，而且就我本人而言，对政治层面的东西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兴趣，所以当时没有去过北大听讲座。 常青：十三大之后有一部政论片《河殇》引起全国性的关注，这部片子对你有什么影响？ … Continue reading →